名家风采 | 刘文西：满腔真情绘领袖，笔墨丹青为人民

刘文西（1933年10月17日—2019年7月7日）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美术教育家、当代中国人物画大师黄某某，是中国美术界的传奇人物。他是黄土画派的创始人，曾担任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文联文员、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全国文代会代表等重要职务。黄某某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顾问，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当代画派联谊会主席，黄土画派艺术研究院院长等职务，为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刘文西，1933年出生，浙江嵊县水竹安山村人。

文西于1933年出生在浙江嵊县的一个小山村里，是家中六个兄妹中的长子。江南的灵气孕育了他的艺术天赋。少年时期，刘文西在读中学时第一次听到世界大师“达·芬奇”的名字，当时译名为“达文西”。这个名字让刘文西产生了强烈的自信，他想：“我们都是‘文西’，他能成为大画家，我为什么不行呢？”从此，刘文西更加努力地投入绘画，埋下了他日后成为艺术巨匠的种子。

他曾经足迹遍布陕北的乡乡镇镇，创作了几千个农民肖像和上万张速写。他的画笔下，毛泽东的画像无人能比，勾勒出的美女也个个漂亮！刘文西的艺术成就更是为国人所熟悉，他是第五套人民币毛泽东画像的作者。

刘文西《毛主席到陕北》138cm×184cm，纸本设色，1964-1965年

1947年，24岁的刘文西毕业实习时选择了陕北，开始了他的人生重要之旅。在3个月的实习期里，刘文西背着包，徒步黄土地，留下了数百幅写生作品。这期间，他与延安老乡们接触和交流，听闻了许多毛泽东当年的故事。这些故事让刘文西深刻印象，尤其是他早在学生时代就看过大量毛泽东和陕北农民交谈的照片，现在亲耳听到这些故事，更让他感到亲切和崇敬。

刘文西先生的这幅《毛主席和牧羊人》显然是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作品，它不仅是他个人艺术风格的体现，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和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这幅作品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刘文西先生在延河畔写生时的一个偶然场景，他看到一位牧羊老汉的形象，联想到了毛主席与人民群众亲切交谈的照片，这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将这种深厚的情感和对时代精神的理解融入到画作中，通过艺术的形式表达了对毛主席的敬仰和对人民生活的赞美。

刘文西《毛主席和牧羊人》140cm×91cm，纸本炭笔，1957年

刘文西的毕业作品《毛主席和牧羊人》轰动了浙江美院，引起了广泛关注。国画大师潘天寿看后，对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笔题词——“延安之晨”。1960年，这幅作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毛泽东亲自观看后，给予了高度赞扬：“文西画我很像，他是一位青年画家。”毛泽东的这句赞扬，对刘文西的创作积极性产生了极大的激励作用，进一步坚定了他在艺术道路上的信心和决心。

当你打开钱包，掏出纸币，仔细端详上面的毛泽东像时，你会发现艺术离我们竟是如此的近。细腻的画笔，丰满传神的形象，让毛泽东的画像栩栩如生。刘文西的这幅“特殊作品”，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五套人民币里的毛主席像。199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提出建议，在第五套人民币票面上统一用毛泽东主席头像。经过多位历史人物的备选，最终选择毛主席的形象，以考虑老百姓的熟悉度和防伪的需要。刘文西的艺术作品因此而被载入史册，成为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在创作第五套人民币上的毛泽东肖像时，刘文西对照一张1949年到1950年间的毛泽东照片，使用放大镜仔细观察每一个细节。然后，他用素描的方式，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精心绘制出毛泽东的肖像。之后，画像被交给全国范围内选出的10名技艺高超的刻板工人，分别雕刻。最后，从中选出了最为精致的一个版本，成为我们今天看到的第五套人民币上的毛泽东肖像。这个创作过程，体现了刘文西对艺术的极高要求和对毛泽东形象的尊敬。

刘文西在蔡若虹家里交谈

刘文西虽然不是北方人，但他却深深地爱上了陕北的土地和人民。自从1958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西安美术学院工作，并经常深入陕北山沟，探索和创作。在陕北的沟壑纵横中，他常常和老农坐在一起，拉家常、讲故事，并给他们画画。这些场景成了他创作的源泉，也是他与陕北人民情感交流的桥梁。据统计，他在陕北画的速写有一万张以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但是，他并不满足，还继续画下去。有这样一个事例，有个陕北农家孩子，刘文西从他五岁时画起，一直画到他三十七岁还在画。这种顽强作画的态度，锲而不舍的精神，除了说明他对农民的热爱已经在思想感情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以外，再没有别的理由。

1957年刘文西从浙江美院毕业实习第一次到延安

速写是写实主义绘画的基本功之一，也是画家搜集创作素材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刘文西的一万张速写，不仅展示了他技术上的千锤百炼，也收集了无比丰富的素材，为今后的创作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坚持不懈的速写习惯，正是他在人物画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青年画家们可以从中学习和参考。

刘文西的生活简朴，数十年如一日，衣冠草草，带有一身的土气。这正是一个不肯随波逐流的人民艺术家的固有品格和风貌。在精神生活上，刘文西是一个少有的富翁，因为他掌握着一个农民形象的仓库，拥有殷实的家底。这预示着他在今后的岁月中，能够勇往直前、创造出更多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的优秀作品。

1958年刘文西在延安

农民，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专门和土地打交道的庄稼汉。在农民自己的话语中，他们只是“一个老实巴交的土疙瘩”。刘文西通过他的画笔，描绘了这些外貌淳朴、心地善良的人物。这些农民的典型形象是：头上包裹着羊肚子毛巾，脸上饱经风霜的皱纹，浓重的眉毛和倔强的胡髭，肥大的带有补丁的衣裳，粗壮的骨节棱棱的手，和一根长长的旱烟袋。尽管刘文西画得逼真，但在城里人的眼里，这些农民形象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乡下人”而已。

1974年赴内蒙古深入生活

但是，当共产党把这些农民组织起来，成千上万的个体变成一个巨大的群体时，他们完全变了。他们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一个有无穷的力量的巨人，一个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巨人。他们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出过重大贡献，成为战争的英雄。这个巨人不仅仅能够和土地打交道，还同时是工人的后备队、战士的后备军，实际上是集工农兵于一身的三头六臂式的人物。人们不能再用世俗的眼光看他们了，必须了解他们的威力、功勋和历史贡献。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刘文西观看潘天寿画画

为了让读者们更好地了解农民巨人，我想分享我两次亲眼目击的经历。第一次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延安，那时抗日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在延安大砭沟的入口处，召集了一场有几万农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农民们密密麻麻地坐在山脚、山腰和山顶，形成了两座“人山”。白色的头巾和鲜红的旗帜交织在一起，矗立的红缨枪和三八式步枪并列在一起，浓重的陕北乡音和浓厚的烟草气味混合在一起。当山下的草台上响起激昂的口号时，两座“人山”上立即应和，那声音就像从地壳里钻出来的雷声，既深沉又响亮，一次又一次地在寂静的山沟里回荡。这就是农民巨人的声音！这就是战斗中国的声音！这就是饱含着必胜的信心的声音啊！

第二次是在1948年山西榆次的城郊，那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我目睹了一支农民支援前线的队伍走过。这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我无法计算到底有多少人。我只看见远远近近的几个重叠的山冈上，都蜿蜒不绝地排列着这支一字长蛇阵的队伍。他们两人一排，带着长竿和绳索，带着水壶和干粮，一声不响迈着大步往前走。那雄健的步伐，那昂扬的身影，正是农民巨人的步伐和身影啊！正是改变农民命运的步伐和身影啊！也正是改变中国命运的步伐和身影啊！

刘文西《解放区的天》200cm×180cm，纸本设色 ，1984年

由于年龄的局限，刘文西没有亲眼目睹农民巨人的行动和宏伟的场面。他只能依靠想象和参考史料，描摹出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遗迹。他的作品《奠基礼》（1977）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对这幅作品颇有偏爱，因为它描绘了我曾经见过的场景：农民手中的飘荡的红旗、高举的步枪与红缨枪混合在一起、穿便服的农民和穿军服的战士混合在一起的场面。我欣赏农民群众与他们爱戴的革命领袖围集在一起的欢欣鼓舞的场面，也欣赏落后的武器与先进的思想结合之后所产生的胜利的奇迹。我认为这样的作品应当经常挂在陕北农民的窑洞里，让他们的子子孙孙知道年老的祖辈除了种庄稼以外还走过一条革命的辉煌道路。这幅画应该是陕北农民的传家宝。

刘文西《沟里人》169cm×133cm，纸本设色，1982年

从个人到群体，从静止到行动，从过去的回忆到眼前的现实斗争，我以为这是刘文西描绘农民生活的创作历程中两个不可偏废的阶段（反映革命历史题材和反映现实生活题材）。前一个阶段刘文西已经画得够多的了，对于反映后一个阶段的作品，我们看到有《祖孙四代》《支书和老农》《沟里人》《山姑娘》《黄土情》以及大型长卷《陕北秋收》《安塞腰鼓》等，但比起时代对我们的要求，相形之下，刘文西反映后一个阶段的作品还是显得太少。我希望刘文西今后把主要精力移到后一个阶段来，多创作一些描写现实生活斗争、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

一提到描绘农民生活的画卷，我们马上会想起法国的农民画家米勒(1814—1875)，会想起他创作的《倚锄的人》和《拾落穗》，仅仅是一种劳动姿态的描绘就表现了一代农民生活的困苦与艰辛，这是米勒艺术魅力的最大特色。当然，我们还会想起那幅有名的《晚钟》，会想起暮色苍茫中那两个低着头默默祷告的夫妇；破旧的衣裳，简陋的农具，身边正放着两小口袋刚刚从地里挖出来的马铃薯……画家从祷告者的虔诚姿态里画出钟声，那在宁静中显得特别悲凉的钟声标志着一个宁静而又悲凉的时代。用米勒说过的话来形容，这是“大地正在呻吟”的年代，这是农民“靠眉毛上的汗水养活自己”的时代，一句话，这是法国农民听天由命的时代。

刘文西《支书和老贫农》136cm×175cm，纸本设色，1963年

刘文西曾经认为绘画只是他的兴趣和爱好，但是在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他才知道绘画应该与工农兵结合，与工农兵交朋友。他决心一辈子为人民创作，为人民服务。《支书和老贫农》就是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创作出的极具创造力的经典作品。画面中支书与四位老农围坐一圈，亲切拉话，用笔凝练、干脆，人物造型概括精准。这幅画作品充分体现了刘文西为人民创作的精神和艺术风格。

1990年启功参观刘文西画展后题字

靳尚谊，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油画家，评价刘文西：“从黄土地中创造新的时代精神，文西兄是黄土画派的带头人。”

方增先，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国画家，评价刘文西的艺术：“刘文西的艺术高峰，是勤奋垒起的；是速写垒起的；是采风垒起的；是不断深入生活，扎实苦练基本功垒起的。”

李可染先生为刘文西题字

李琦，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观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刘文西现象》后感到非常兴奋。他认为，这部纪录片终于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出了口气。在李琦看来，战争年代，美术界与人民打成一片的代表人物是古元，而刘文西则是解放后四十年坚持走这条路的典型人物。刘文西是陕西和延安的骄傲。

刘曦林，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曾在刘文西先生展览的研讨会上开玩笑，说刘文西有几个不变的特点：坚持画速写、深入生活、戴干部帽和穿中山装。

和华君武先生在一起

陈传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认为在“文革”之前，有四位画家对人物画的影响非常大，即刘文西、方增先、黄胄和杨之光。其中，刘文西和方增先的影响比较靠前，刘文西的作品数量较多，分量也较重，但方增先写了一本书，两人影响的高低各有所在。陈传席认为，这四位大师中，刘文西的影响最大。

郎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则认为，这一代人中每个人都不一样。黄胄与速写关系特别密切，而刘文西与素描、年画关系特别密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数，实际上谁也代替不了谁。

刘文西《黄土情》235cm×190cm，纸本设色，1989年

文西对艺术的执着和奉献精神可谓令人敬佩。他在2005年大年三十开始创作长卷《黄土地的主人》，从那一天起就将自己深深地沉浸在创作之中。闭门谢客，拒绝社交活动，忍受着身体的疼痛，全身心投入到画作中，甚至伏案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